读书 | 黄宗智：细数中西学术研究中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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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聚焦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领域，结合大量翔实的资料数据，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内卷型”经济、以调解为主的法律制度、“第三领域”的集权化简约治理等特殊现象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历史现实与西方移植理论之间的背离。在此基础上，作者详述自己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总结当前的学术研究误区，提出连接经验与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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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选读：
理论运用中的陷阱
理论读起来和用起来可以使人兴奋，但它也能使人堕落。它既可以使我们创造性地思考，也可以使我们机械地运用。它既可以为我们打开广阔的视野并提出重要的问题，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唾手可得的现成答案并使我们将问题极其简单化。它既可以帮助我们连接信息和概念，也可以给我们加上一些站不住脚的命题。它既可以使我们与中国研究圈子之外的同行进行对话，也可以使我们受到一些不易察觉但有巨大力量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我们进行广泛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的眼界局限于狭隘的西方中心或中国中心的观点。对理论的运用就像一次艰难的旅行，其中既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和发现，也同样布满了陷阱和危险。
让我先来讲一讲我能从自己的经历里回忆起的理论运用中最诱人的陷阱。
一、不加批判地运用
我自己在华盛顿大学就读时接受的研究生训练完全是强调经验研究的训练：强调在选定的题目中寻找新的信息，阅读文本和文件，使用文献检索手段，添加细致的脚注等等。在这样的训练中是不接触理论的。
我依然能回忆起我“在田野中”首次与那些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生的接触。他们对我的评价是类似于“聪明有余而训练不足”这样的说法，而我出于自卫，则称他们为“脱离实际的空谈者”。此后的一些年我仍然抵制理论，自认为我所受到的训练是正确的并加以捍卫。
在完成第一本关于梁启超的著作之后的一些年中，我开始阅读理论。这时我发现理论使我兴奋起来，与我所读到的经验史学的学术著作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领域学术概念极其贫乏的状况相对照，社会科学理论看起来是繁纷复杂的、丰富多样的、变化多端的和强大有力的。它完全不同于那时中国学这个狭窄领域中的专著。
一旦接触到理论，我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几乎所有的东西。就像一个已经到风景胜地旅游过的游客，我迫切地想讲述甚至炫耀我新发现的那些“理论洞见”，想显示我是如何变得在理论上“具备了洞见”。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正是这种诱惑促使我把一些已经成型的模式运用到我的研究中。
我尤其记得这样一些概念很有吸引力：“无产化”“阶级联合”“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和“道德经济”。将这些概念全盘运用到研究中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些概念确实有助于我理解所收集的关于中国乡村的大部分材料。读过我写的关于中国华北这部著作的人们，很容易发现上述这些概念对我产生的影响。
事后来看，如果说我在使用那些概念时还保留了一些批判性辨识的话，那应当归功于我所使用的材料的丰富性。满铁调查的巨大力量在于这些材料中有丰富的细节。我曾经描绘了小农的“三副面孔”。事实在于满铁材料捕获了大量乡村生活的真实片段，而且乡村生活极其复杂而多维，以至无法完全符合一个现成的模式。最后，我关于华北小农经济的书采取了一个折中的路径，汲取了许多理论传统中几乎所有有助于理解材料证据的那些看似零碎的东西。
二、意识形态的运用
除了学理上的诱惑，理论还具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在（美国）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的日子里，我们中许多人开始对批评美国社会的前提假定推而广之，对我们中国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尤其是“现代化”范式和“西方冲击”范式，进行了前提性质疑。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们吸引到另一套理论概念上来，大多数人尤其被吸引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上来，被吸引到社会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这些相反的范式上来。
但是，我们中几乎没有人“庸俗”到全盘采用被赤裸裸地官方化了的斯大林主义等意识形态。相反，我们被吸引到一些学术思想纷繁复杂的理论家这边来，诸如蒂利和佩吉，他们更加灵活、细致地使用阶级理论，教导我们把阶级看作过程而不是固定数量，把阶级行动看作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联合”，并把阶级关系看作各种生产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种种组合；把国家机器进一步看作一个半独立自存的机构，而不是仅仅看作“统治阶级”的机构，它既不归于任何单一的阶级，也不仅仅是几个阶级的联合。这些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解释和重新提炼，极大地增强了它们在知识上的吸引力。
事后来看，可以公平地说，蒂利这些人对中国学领域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同时既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使用实质主义的理论。他对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是相当有力的，因为这些批评扎根于两个不同的理论传统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实质主义的观点在蒂利著作中的这种结合肯定增加了其对我们的吸引力。
但是，如果我仅仅指出这些观点在知识上的吸引力，而对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避而不谈的话，那么我就是不诚实的。我们当年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仅渗透在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官方宣传中，而且渗透在它们的新闻媒体中，更为有力的是渗透在学术话语和日常话语所使用的语言本身中。
我很快就知道，无论我的著作是多么重视经验，在提出理论问题的时候，它都会不可避免地激起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大家只要浏览一下我关于中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著作所激起的种种争论和研讨，尤其是那些与马若孟在《亚洲研究》上的争论，以及与其他人在中国台湾举办的研讨会上的讨论，就会明白这一点。一个人怎么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到如此多的有效解释？一个人怎么胆敢挑战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就我个人的教训而言，运用理论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意涵。理论使我们思考一些更大、更为一般的问题。但是这样做也不可避免地使我们进入意识形态的问题领域，且不可避免由此激起批评。这正是我们运用理论的代价。
三、西方中心主义
当然，近代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美世界支配的。无论是正统的概念还是反正统的概念都来源于这个世界。现代化理论源于将西方的历史经验理想化地抽象为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而作为这种理论主要批判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来自西方。20世纪中国出现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革命所依赖的理论指导，也并不是来源于本土文化传统中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而是来源于异己的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理论。
在西方大多数理论文献中，无论是维护现存体制的理论还是革命的理论，中国从来都不是主题，而仅仅是“他者”，它们研究中国与其说是为了中国，不如说是把中国当作一个陪衬。无论是在马克思那里、在韦伯那里，还是在新近的一些理论家那里，中国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理论阐述的策略，通过以中国的例子作为反面，对照得出对这些理论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论题。
通过把中国作为一个“他者”的例子来使用，像马克思和韦伯这样的理论家对我们的影响是：要么遵从他们的思路，主张中国不同于西方；要么与此相反，坚持主张中国与西方一模一样。无论是同意还是反对，我们都会受到他们所建立的这种原创性非此即彼的话语结构的影响。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选择了其中的一种思路。这在中国研究领域中也不例外。
中国研究领域中的第一种反应是，有一代人的学术遵从西方思想家的思路，将中国看作“他者”。这一代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将上述思路简单地转化为：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将对立并置中国与西方看作天经地义的。它把这种对立当作是对已经给定的东西予以解释。而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既有“中国文化中心论”，又有“儒教抵制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官督商办”等。
另一代人的学术反过来又激起相反的主张，这种主张不过是在上述原创性的二元框架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不同意将中国与西方区别开，相反，主张中国与西方一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对韦伯把中国城市概括为行政管理中心这种观点进行批评的方式，这种批评方式努力证明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就已经如何形成了大的商业城市。这种努力的用意就是显示中国与西方没有什么差别，也有其自己的“近代早期”时期。
然而，无论是把中国放在与西方“相等同”的位置上，还是把它看作西方的“他者”，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两种说法理所当然地都把西方作为价值参照标准，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都是源于西方的，它们所宣称的主张也都是基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假定。
作者：黄宗智
文：黄宗智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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