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整个中国的“华为被封锁”背后，是美国与中、日、韩“生死混战”几十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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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晶体管的发明者肖克利，集成电路的发明者诺伊斯，都与一家公司有关，那就是仙童公司。后者是硅谷的一个传奇，对整个半导体行业乃至全世界都做出了可载入史册的贡献。
故事要从1955年讲起。这一年，被誉为“晶体管之父”的肖克利离开贝尔实验室，在旧金山湾区的圣塔克拉拉自立门户创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找了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准备产业化生产晶体管。
当时，美国电子界都焦急地关注着肖克利的行踪。据说，300年前当牛顿宣布准备在他的故乡建一所工厂时，全世界的物理学界也是如此心态。不久，因仰慕“晶体管之父”的大名，求职信像雪片般飞到肖克利的办公桌上。
第二年，也就是肖克利荣获诺贝尔奖的前后，8名年轻的科学家相继加盟肖克利的实验室，这8个人在美国硅谷以及世界芯片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史上罕见的伟大天才的集合，所有的人都在30岁以下，正处于他们才能喷涌的顶峰时期。金·赫尔尼（jean hoerni），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维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ich），是斯坦福研究所的研究员；8人中年龄最大、仅29岁的尤金·克莱尔（eugene kleiner）是通用电气的制造工程师；戈登·摩尔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一心要成为最著名科学家的罗伯特·诺伊斯来自菲尔科－福特公司；此外还有朱利亚斯·布兰克（julius blank）、杰·拉斯特（jay.last）和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都是不凡之辈。如果没有肖克利，这些人才就不会出现在加州，肖克利一到，硅谷之火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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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童八叛将”，背后的f是仙童公司的标志
初到肖克利实验室，他们大吃一惊：所谓的实验室是光秃秃的白墙、水泥地和裸露在外的屋椽。更重要的是，肖克利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这位在研讨会和讲演中令年轻人十分钦佩和仰慕的伟大科学家，却是最不好相处的老板。他对管理技巧一窍不通，却十分自以为是。
据摩尔后来透露，肖克利本来的目标是生产5美分一只的晶体管。这个价格到1980年还无法达到，更何况是1955年。产品计划失败后，他又让公司集中力量搞基础研究。赫尔尼说：“很显然，肖克利希望发明一种具有里程碑式的产品，并将它投入商品化生产中。在这次努力失败后，他仍想把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新东西的创造上，而不想再改善晶体管技术”。
这种漫无目标的做法，使肖克利实验室没有产品问世。作为经理，肖克利逐渐把自己孤立起来。他的门徒们提议研究集成电路，用扩散方法将数个硅晶体管的电路放在一个晶体管大小的位置上。但肖克利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从而埋下“炸弹”。
到了1957年，年轻人们产生了跳槽的想法。他们找到了一家位于纽约的摄影器材公司，这家公司因其创始人而命名为fairchild，音译“费尔柴尔德”，但通常意译为“仙童”。费尔柴尔德先生是一个成功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在航空产品、摄影器材等领域颇有建树。诺伊斯告诉他，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晶体管，将使一系列消费产品都变得极为廉价，费尔柴尔德被打动了，他提供了3600美元的创业基金，要求8个年轻人开发商用半导体器件，于是就有了仙童半导体公司。
1957年，8个年轻人正式向肖克利辞职。肖克利怒不可遏，斥责他们为“八叛将”（traitorous eight）。不过，随着仙童的大获成功，“八叛将”不仅一举洗脱了贬义，还成为一个充满褒扬的传奇符号，在未来数十年间启迪和代表了硅谷的创新精神。
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来感受当年美国硅谷的创新精神：创业之初，“八叛将”分布在两个办公区域，一个是车库，一个是出租屋。出租屋里当时还没有通电，日后却在那里诞生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产品。他们几乎没有现成的设备和标准，一切都要自己去创造。比如，研发人员需要一个工作台，但没人知道工作台应该有多高，于是他们就往一张桌子上撂电话簿，一直到电话簿层层叠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简陋工作台的尺寸，后来成为了行业标准。
8个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也得到了时代的推波助澜。时值冷战高峰期，美苏进入太空竞赛阶段，苏联把宇航员送上了太空，美国奋起直追，急需将各种电子设备小型化，这给仙童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1958年1月，蓝色巨人ibm给了他们第一张订单，订购100个硅晶体管，用于该公司电脑的存储器。到这年年底，“八叛将”的公司已经拥有50万销售额和100多名员工，依靠技术创新的优势，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
随后不久，仙童又赢得政府合同，为“民兵”导弹系统提供晶体管。不过这次，仙童遇到了危机。样品被交给政府的检验员，检验它们是否符合美国军事器材规格标准。结果令人失望。测试人员发现，仙童的样品很不可靠，有些晶体管甚至用铅笔轻轻敲一下就会出现故障。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一种新的工艺被“八叛将”中的赫尔尼开发出来。这种现在已经成为芯片通用制造工艺的光刻技术，当时被称为“平面处理”：用手工画一张占用了整面墙的布局图，然后照相并微缩成透光片，再把硅晶体像切香肠一样切成薄片，涂上一层感光胶，挡上透光片用强光照射。曝光的地方，胶会固化，未曝光的地方则不会。最后用酸性物质把未曝光的部分刻蚀掉，镀上金属或绝缘材料。
仙童的母公司是一家经营照相器材的企业，而赫尔尼的新工艺正是采用了类似照相曝光的技术，这种方法可以成批量地制造更加结实耐用的晶体管。新工艺一经推出，仙童立即成为晶体管制造行业的领先者。
这一工艺技术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八叛将”发现，此前一些工程师心心念念希望把晶体管和其他半导体元件经济可靠地安置在一块小晶圆，如果用上了“平面处理”新技术，就能很容易实现。在德州仪器的基尔比发明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后不久，世界上第一项实用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在仙童诞生。
商业化集成电路的诞生，为仙童一年之内就带来了90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巨额的数字。在20世纪60年代，仙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从1960年到1.65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都翻一番。1966年，仙童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半导体公司，仅次于德州仪器。到1967年，公司营业额已接近2亿美元。以至于人们纷纷说，进入仙童公司，就等于跨进了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大门。
然而，就在仙童如日中天的时候，危机开始孕育。因为利润分配问题，仙童半导体与母公司产生了矛盾，仙童的一批核心骨干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继续在仙童“打工”还是自己创业？他们毅然选择了后者。这里面比较著名的包括：
*鲍勃·韦勒，1966年离开仙童加入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查尔斯·斯波克，1967年离开仙童加入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任CEO。
*杰里·桑德斯，1969年带着7位仙童员工创办amd（adranced micro devices，超威半导体公司）。
*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1968离开仙童创办了英特尔公司。
随着大量人才的流出，围绕仙童周边，半导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这些新企业把科技和创新的火种撒向圣塔克拉拉以及整个旧金山湾区，在这里燃起了燎原之火。1969年，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400位与会者中，只有24人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
1971年，美国《电子新闻》周刊的记者唐·霍夫勒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湾区的计算机芯片公司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他第一次把该区域称为“硅谷”，同时指出，所有硅谷的芯片公司都和仙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畅销书《硅谷热》更是这样写道：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当时在仙童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于硅谷各地的半导体业的“敲门砖”。
就这样，仙童开创了集成电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新道路，也为世界开启了半导体跨越式发展的新时代。不仅如此，它还向我们展现了“敢为天下先”的可贵之处与丰厚回报，很大程度上坚定了所有后来者追求创新的信念。
正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形象比喻：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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