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揭示商业兴盛在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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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经济是如何持续发展的？推动它久盛不衰的动力何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作者从江南商品的生产、流通、市场、商人商帮及其组织，以及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出发，对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进行全方位且系统性的研究，呈现了明清江南商业繁华的景象，揭示了商业兴盛在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书史料翔实，考证精深，书中提出的诸多独到而令人信服的见解，使本书成为研究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经典之作，为研究明清经济史、财政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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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选读：
特殊市场——庙会及集市
明清时期，除了上述各个层次的大小市场，江南由迎神赛会而形成的庙会市场并没有消失，反而随着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趋兴盛，传统的特种商品交易的市集也一直保留了下来。
江南人尤信烧香拜佛，迎神赛会成为人们文化、经济、娱乐生活的重要内容，大小神会也构成了大大小小的定期市场。这种定期庙会市场大致可分为跨区域和乡镇范围两个等级。
跨区域的庙会市场以杭州香市最为著名。
杭州香市，明后期始于花朝，止于端午，前后历时两个多月，清代起始时间早则正月底，迟则二月初，结束于开始养蚕时，前后一月多，由于农事，延续时间较短。香市地点在昭庆寺、天竺寺、岳王坟、湖心亭、陆宣公祠等处，而尤以城内昭庆寺、城外天竺市最为热闹。香市期间，昭庆寺“无日不市”，“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进入香市的商品，“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以及香烛等物外，甚至连“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杭、嘉、湖“各村乡民，男女坐船而来杭州进香，均泊于松木场其船何止千数之多”，远则“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苏、常各路来香客络绎而至”。交易的盛况是，“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所以张岱感叹，“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单是僧房出售香烛，以及回收的残烛，价值就很可观。常熟人郑光祖描写道，在上天竺，“每岁二月至五月，计百日进香者，无日不拥挤塞途。天方晓，即争烧头香起，直至初昏，大殿上一同戏场签摇三五十具，犹争待应用。人舍香钱数文，总计甚夥。夜不胜盘，校架巨秤于殿，百斤一袋，约钱十五千五百，一一扛入僧房。剩下残烛，非有意置不点，实烛架不胜插也。残烛中最高者曰蚕花蜡烛，斤卖钱九十二文，其余剔下者，斤钱八十文，可用还作。庙内开巨店，真不二价。每日烛钱多寡，必与香钱相埒。当春最盛之时，一日即可得若千数。总计百日，殊觉重大。闻每岁津贴云林二千，省中应用二千。上天竺主持僧乃石门人，一切不出面，皆委方丈。然方丈实延来卓锡，岁得修金二百四十两”。僧房在香市期间还开设旅客，供香客居住，至“庙门外及照墙后各有客寓，僧所开也。共二十四房，以留香客。其余各店，皆赶节场生意，与昭庆寺及松木场同”。也有人称点残蜡烛，“仓中散放，更不知其几千万斤也”。由此僧房大做生意，秤量计较，广开客寓，收入不资，可见商品经济已深深浸淫佛门清净之地。社会各界也抓紧时机销售商品。即如做竹篮的李姓竹匠，“每逢春夏，一家可致千余串钱生意。即此而推，各式生意诚有不可胜计者”。以至清人称“城中三百六十行生意，夏秋冬三季，不敌春香一市之多”。可见这样的香市，既是跨地域的大规模的香客宗教旅游活动，又是江南最大规模的以香烛用品为中心的旷日持久的大型贸易市场，而由清代香市结束于开始养蚕时，赶香市之人又多买照蚕之用的大蜡烛和寓意护蚕的泥猫等物来看，香市也是江南蚕农在正式养蚕前的一次集中采购活动，与养蚕事业有着密切关系。
江阴的观音会市也是跨区域性的大型庙会。会市“在乾明广福寺中，吴会、金陵、淮楚之商，迎期而集，居民器用多便之。既月而退。岁六月十九日以为节”。江阴杨舍镇的大士诞会，“自二月望迄二十日，自香烛外，凡家用耕织食玩各物及江湖卖技奇兽珍禽，无货不赢，无物不有”。很明显，这种会市实际上是当地人采用或利用宗教节日形式而展开的各地土特产品交易的市场。交易的商品可能大多是当地不产或较少而又不可或缺的外地特产品。这种市场形式，由于定向生产，专门运输，集中出售，商业成本较低，价格当相当优惠，这对深受数道营销环节逐级市场趸贩价格层层加码之苦的乡农最切实用，也最受欢迎。
各乡镇的庙会，除了农事节序烧香、聚会庆贺、饮赏娱乐，宗教内容日益减少，就其市场功能而言，主要是满足当地或附近农民对以农具为中心的器用之物的需要。如嘉定黄渡一带的猛将庙会，“八月十八前后数日，远近烧香者争趋之，田家器用毕聚成市。至晚自烧香归，各携农织具络绎于路”。松江、嘉兴交界处的朱泾镇，“八月初一日东林寺开香市，寺中货卖杂物列肆而居。至中秋前后，四方男妇填街塞巷，杂沓而来，佛殿几无容足之区。直至九月杪方止”。为桐乡、嘉兴、秀水三县共辖的濮院镇，康、雍之际，每年中元节翔云观的三官会，前后十余日，“远近诸货骈集，技巧杂陈，居人停业游观，百货为空”，“自寺前至新桥，珠玉骨董、书坊奁具之类，所设殆遍，商贾云集，俨然都市”。乾隆中期后，“所鬻悉儿辈戏玩之物”。江阴申港，四月十三日(或云四月二十五日)季子生日神会，“四方商贾大集”，“商贾辐辏，买农具者悉赴”。这样的市场，范围不广，商品多为农具和吃食玩物，交易额有限，但作为日市的补充形式，仍为终年辛苦的乡民所需要。
江南无论跨地域性的大型庙会，还是偏于一隅的乡镇庙会，其盛衰直接反映了社会治乱、经济起落。如杭州香市，因明末山东战事，曾一度“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相反，江南清初始兴的东岳会，在濮院镇，“康熙以来，绸业日盛，民殷物阜，竞尚奢侈，几于举国若狂矣”。明清时期兴盛的迎神赛会活动，正是江南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江南不少工商经济发达的地方，也是神社活动兴盛的场所。《莼乡载笔》载，“枫泾镇为江浙连界，商贾丛积。每上巳，赛神最盛，筑高台，邀梨园数部，歌舞达旦，曰神非是不乐也”。所谓“神非是不乐”，恐怕只是谋利的商人寻求生意使出的手段。实际上，不少迎神赛会活动或者由商人发起，或者由商人推波助澜，多少带有商业化的味道。如濮院等地，“其服贾得利者，率于腊月、正月遍赛各神”。而三月三日的嘉兴佑圣会、吴江五方贤圣会，“碎剪锦绮，饰以金玉，穷极人间之巧，糜费各数千金，舣舟万计，男女咸集，费且无算”。从迎神准备到神会举办期间的各种消费，本身就是一次大的商业购物活动。清中期常熟人郑光祖就曾认为，“又吴地最多神会，好事者有所利而岁时牵率，每多繁费”。无锡的城隍诞神赛会，盖“由北塘商贾所集，出钱易也”。因此，这种日盛一日、各地互相攀比的庙会活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甚至系由商人促销所致。
在江南的不少地方，特别是在常州、镇江等府，除了日市和庙会，还有每旬一次或二次的定期集市，乡民约定俗成，集中交易农具或六畜。如江阴县，“他如农田各器、耕牛豚豕等畜，春夏间某乡某镇俱有集期，有古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风焉”。而且相邻乡镇的集期都是错开的，十分便利于乡农耕养活动。这种定期市集并没有随日市的兴盛而消失，而是历久不衰地一直延续至今。这不是地方基层市场发育不健全的表现，而恰恰是乡村基层市场网络细密化、完善化的体现。
江南各地大大小小的名目繁多的庙会和集市的存在，并不断发展，在各个层次的市场网络中，或拾遗补缺，或专门单一，使得江南市场的形式更为多样，贸易方式更加多姿多彩，市场机制更加完善。
作者：
文：范金民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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