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从汴京到赵家堡》：探究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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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汴京到赵家堡》所收篇章，无论写人，如韩愈、赵匡胤、朱熹、曾国藩、严复、路易·艾黎等；还是叙事记物，如宋朝兴衰、嵩阳书院、满清“剃发令”、中法马江海战、辛亥革命等，所涉及的内容，都在某一时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历史犹如聚变、裂变的“核能”，不因其消耗而衰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多、空间的扩展，作用会越来越大。
该书作者曾纪鑫为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朴实且有逻辑的文字，不断挖掘、追寻、反思，尽可能地探究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历史价值、发展规律、现实意义及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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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鑫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韩愈的形象在潮州
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四月二十五日抵潮，七月遇大赦，十月底离开潮州调任袁州刺史。也就是说，他呆在潮州的时间不过半年。哪怕以另一说三月二十五日计算，也只有七个多月，真如匆匆过客。可就这仓促而短暂的时间，韩愈在潮州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潮州人眼里，韩愈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对当地的影响最为深远，地位也最高，成为潮州地方发展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性转捩人物。因有韩愈过化，就连当地原名恶溪的大江，也更名为韩江；城东的文笔山，因韩愈当年登临游览，改名为韩山；一种当地生长的橡木树，也改称韩木。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言：“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韩愈留在潮州的遗迹，主要有他手书王维的白鹦鹉赋碑、鸢飞鱼跃碑、灵山寺留衣亭、祭鳄旧址、马嘶岩、叩齿庵等。
纪念韩愈的文物胜迹，最负盛名的当数位于城东韩山西麓的韩文公祠。里面的主祠、韩愈纪念馆、韩愈塑像、侍郎阁、天水园、“功不在禹下”石碑、“天南碑胜”长廊、韩愈手迹等，生动真实地再现了韩愈在潮州的事迹功德。其他的还有昌黎旧治坊、景韩亭、昌黎路、韩山书院等。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物质性遗存或纪念，而内在的影响，一种精神的贯注，则如汹涌的潜流，在潮州澎湃了一千多年，深刻地影响、改变着这块土地的文明与气质。
就潮州地方史志记载，历代来潮的名公巨卿甚多。而韩愈生前的最高职位，不过一员刑部侍郎而已，死后朝廷才赠了他一个礼部尚书；论时间，韩愈可谓来去匆匆；论作为，他也没有干出多么了不得的惊天壮举，治潮史上政绩比他大得多的官员多矣……然而，潮州百姓就认准了韩愈，只买他一人的“账”，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言：“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在潮州，不仅农工崇韩，士人尊韩，就连商人也对他供奉祭祀。
为何出现这种情形？
韩愈因排佛被贬，百姓不论是非，看重的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民间不以成败论英雄，韩愈反佛，其实成效甚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至四年后出任京兆尹时，就连那些桀骜不驯的士兵也惧他几分，私下议论说：“他就是那位想烧毁佛骨的人，怎么敢惹他呢？”
官职是世俗的暂时的，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却是道德文章。韩愈不仅是一位古文大师，还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推动者，苏东坡对他评价甚高：“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道德文章兼具，无怪乎人们奉若神明。
韩愈治理潮州，应该说提纲挈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关注农桑、驱除鳄鱼、释放奴隶，解决了当地百姓的实际问题；而重文兴教，则为潮州的未来开拓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由于韩愈倡导，北宋时期，潮州便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说：“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
韩愈推动了潮州的文教事业，而培养出的当地人才，对其文章在潮州的传播，更是不遗余力。韩愈死后，其门人、女婿李汉编纂了一部《昌黎先生集》，传至今日。在此之前，韩愈就有一部《昌黎文录》的选集问世，编纂者赵德，便是韩愈兴学时大胆重用的当地才俊。韩愈文章在潮州长期而广泛的传诵，使得大量书面词汇进入潮州方言，丰富了当地的日常生活用语。
韩愈的形象在潮州不断丰富、提升、完善、高大，与当地大量民间传说的塑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他的故事，长期流传的便有《访问岭》《走马牵堤》《灰墙瓦屋》《插薯苗》《韩公帕》等。
笔者在游览韩文公祠，漫步潮州的大街小巷时，脑海里思索着的，便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贬官文化现象。
古代官员或因罪或蒙冤被贬，往往逐至荒凉闭塞的偏远边地。贬官与流放多少有些相似，都因罪得咎放逐，但贬官仍属朝廷官员，虽遭贬谪，仍在贬地担任重要职务；而流放者的身份就十分复杂了，有戴罪立功的在编官员，有流刑处罚的免职官员，也有刑罚在身的普通犯人。贬逐流放之地多属蛮荒之乡，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贬官、流放者大多来自文明发达之地，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及素养，身份特殊，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往往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岭南为百越之地，南岭山脉这一天然屏障阻隔了岭南与外地的密切联系，经济、文化远不及中原地区发达，被称为“蛮夷之地”，贬官也多逐于此。就贬官、流放者本人而言，固然是一种挫折与打击、磨难与痛苦，但对当地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岭南的开发与开放，贬官及流放者功莫大焉。就我们所熟知的文豪流放岭南而言，韩愈贬潮州，苏轼贬惠州、海南，柳宗元贬柳州等，他们传播中原文明，改变当地落后的生产方式、文化陋习，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可谓造福一方，惠及后人。
韩愈一生四次遭贬，两次贬在京城，两次贬逐广东。而贬官广东阳山、潮州，带给韩愈的，除了凄风苦雨、颠沛流离，其实也有脱胎换骨的改造，心灵与境界的提升。
这种改造与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阅历的丰富。漫漫路途的跋涉过程虽然艰辛，却也可以欣赏迥异于北方的瑰丽风景，体验不同地区的风物民情。底层生活的感受与锻铸，无疑会使人变得更加丰富而坚强。
个性的改变。经过一番打击与磨练，锋芒会有所收敛，为人处事会相应地讲究艺术与策略，性格自然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变得深沉而练达。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韩愈经过贬潮这一人生的最大打击，命运也由此而发生改变，由逆境转入顺畅。
思想学识、眼界胸怀的提升。韩愈贬潮，惠及当地，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他政治理念的一种实践。比如兴办乡校，便有将儒家礼治推于乡野、纯洁民风的意图；祭鳄鱼及祭神，也有通过祭祀将礼乐文化注入当地民俗文化的动机。事实证明，儒家的礼治文化在潮州经由韩愈而发扬光大，历代不衰。社会实践的成功与总结，会相应提高韩愈的思想与学识。他在潮州与大颠的交往与友谊，是一种有意识接近、认识、了解佛教的表现。两人虽然没有思想交锋的记载，但碰撞肯定是有的。有碰撞，就有火花。人类的真理，便在不断闪烁的火花中逐一呈现。儒道佛的兼收并蓄，多元文化的异彩纷呈，会使民族变得更加开放，群体变得更加强大，个人变得更加豁达。
文风的变易，文品的提高，创作的收获。两次贬官入粤的经历与体验，对文学家、哲学家的韩愈来说十分重要，在对往昔的提纯、生活的酿造与当下的超越中，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他在阳山及移居郴州候命期间，写下了哲学名篇“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与《原鬼》。贬潮期间，他的诗文由险趋易、由愤转哀，变得更加平淡自然、哀婉深广，除《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外，还创作了《潮州刺史谢上表》《鳄鱼文》《潮州祭神文五首》《潮州请置乡校牒》《操琴十首》《别赵子》等大量优秀诗文，其中《鳄鱼文》收入清人编选的《古文观止》……
由此可见，古代的贬官文化，撇开表层的附着之物，于贬官者及当地而言，实在是一种“双赢”现象。
当然，具体到某一当事人，这种“双赢”，会体现出不同的差别。
比如同是贬逐广东的韩愈与苏轼，两人的区别便十分明显。
与韩愈以道统、文统而为天下景仰不同，苏轼更多的是凭借人格力量与艺术成就而广为人知。韩愈贬潮，忧愁凄苦无不流于笔端；而苏轼却是优游人生、随遇而安。他在贬所惠州有诗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对贬惠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韩愈对贬潮远逐强烈不满，希望早日重返京城，效命朝廷。不同的态度，其实是哲学思想、人生观念的体现。韩愈以儒之仁施教于民，自己也是勤勉执著、昂扬向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对世间万物，也表现出一种探幽索微的积极进取姿态：“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进学解》）而苏轼道法自然，兼容佛儒，乐观豪迈，超脱潇洒，每到一地，便与当地民众、山水融为一体。韩愈家眷暂寄韶州，在潮期间，可谓孤苦伶仃；而苏轼却有红颜知己王朝云相伴，缱绻的爱情生活，滋润着他在惠州的日子。这种区别，恐怕与他们的身份也有一定联系，韩愈贬潮是当地的一名主要官员，潮州刺史相当于今日的潮州市长或市委书记，肩头责任重大，不可玩忽职守；而苏轼贬惠，诏令改了又改、一贬再贬，“再贬宁远军节度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做一名不管公事的闲官，苏轼也乐得自在，诗酒唱和，便成为他寄寓惠州的主要生活内容。韩愈忧国忧民、刚正不阿，具有一种典型的圣贤人格；苏轼则融儒学、老庄、禅宗于一体，追求建功立业，却又旷达超脱、独善其身，体现出一种逍遥自在的独立人格。苏轼的政绩，虽然不如韩愈突出，但他在惠州的两年零七个多月时间里，也以民为本、为民请命，做了不少利民便民的善举，比如建惠州营房，关心农事，解决农民的纳粮难题，为百姓蓄药治病，筑西湖苏堤，建东、西新桥，推广秧马（种植水稻时用于插秧、拔秧的工具）及水碓（利用水力舂米的器械）等。苏轼贬惠之后，创作颇丰，诗文内容、风格也有所变化：由书剑报国到娱情山水，由逐客悲歌的凄婉到以谪为游的旷达，由现实感悟到逍遥任性、“无思之思”……
虽然有着一定的差别，但他们都超越了自我，造福一方，增添了潮州、惠州的文化内涵，提升了两地的文化历史地位。
在此，贬与升，我们应该加以辩证地看待才是。没有“贬”，哪来韩愈的泽被潮州？没有“贬”，韩愈的圣贤人格何以升华，道德文章何以超越？没有“贬”，何来韩愈冠以“吾潮导师”，为潮人所供奉？
韩愈贬官潮州七个多月（或半年）的功绩与影响，竟使得他成为当地百姓禳灾祈福、有求必应的保护神，历经千年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道奇异而亮丽的景观！（摘自《从汴京到赵家堡》之“韩愈被贬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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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纪鑫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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