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藏书家论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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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较渊博的知识和学问，不少人甚至是一代有影响的大学问家、大文学家。关于“藏书”“读书”和“治学”等，他们都曾身体践行并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们在藏书和读书过程中闪现出的思想火花，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读书是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精神享受
古代藏书家大都酷嗜读书，怀有深深的读书情结。宋代大藏书家杨万里云：“绝甘屏荤，而以诗礼为膏粱；捐绮牴缟，而以文史为襟带；去丝远竹，而以简编为笙镛。”宋黄庭坚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增修复古编二卷》中有这样一枚藏书印：“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无。此昔人诒厥之名言……”。这里“昔人”是指宋代著名藏书家尤袤。他曾对朋友杨万里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清人叶昌炽曾写诗感叹尤袤的爱书精神：“饥当肉兮寒当裘，足消孤寂遣幽忧”。无独有偶，明代著名藏书家胡应麟谈起读书时也有同感。他说：“我一生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当以食，渴当以饮。诵之可以当《韶》《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
明代藏书家祁承非常喜欢书，爱读书，甚至达到了典衣废食的地步。他也说，人欲求见多识广而不肯读书，那就好比“求饱而懒营馔，取暖而懒裁衣。”“个人好久不读书，便有尘俗生于胸，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乏味。”又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在他看来，读书是何等重要的事！
明代藏书家杨循吉的藏书楼取名“卧读斋”，以表明他愿终身以书为友，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心态；明末藏书家陈继儒酷爱读书，常指着书对弟子说：“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明代藏书家谢肇淛更是认为，一个人能认真读书就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无事常读书，一日是四日，若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
中华民族传统中历来有以读书为乐的强烈意识。叶梦得，宋代著名藏书家和图书学家，也是位有名的文学家。他一生同图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颇喜读书，酷嗜藏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六经》不可一日去手”。为官之后，在繁忙公务之余，他天天都要抽空读书。南方的夏日，天气非常炎热，他还坚持每天读一卷《六经》，每年从五月到八月十五日，年年如此，他称之为“夏课”谢肇淛更是有“耽书之癖”。他曾说，“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在他看来，读书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
明末大藏书家徐渤专门撰有《笔精·读书乐》一篇，其中写道：“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逾其快也。”在徐渤看来，读书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读一本好书的快乐是听美好音乐、穿漂亮衣服所难以相比的。
读书之乐还可从我国古代藏书家的藏书印窥见一斑。明末重刻沈氏花斋本《管子二十四卷》钤有“观澜于水，得趣于书”朱文方印，表明藏书家乐于读书，从书中得到乐趣。通过读书品味个中情趣，赏心悦目，修身养性。傅增湘自谓“书潜”，范大澈说自己乃“句章灌园叟”，陈继儒自我调侃“一腐儒”，冯登科的藏书室叫石经阁，于是他自然成了“石经蛀虫”，张敦仁自称“文章太守”，丁丙说自己是“书库抱残生”，有这等活泼快乐之心，读书自然是“开卷一乐”（毛晋印）“平生乐事”（范大澈印）了，鱼元傅叹“悔不十年读书”，姚婉真“一种心勤是读书”，潘祖荫说有书看、看好书是“如愿”之事，其藏书铭曰：“名山草堂，萧然独居。门无车马，坐有图书。沈酣枕籍，不知其余。俯仰今昔，乐且宴如。”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三、书籍是永不枯竭的知识财富
叶盛，明代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箓竹堂“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聚书至数万卷”。叶盛经常告诫子孙要爱书读书。他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食，但书种不绝足矣！”
徐乾学，清初著名藏书家，从小就喜欢书，爱读书。针对当时很多人只想为儿孙们多留下点土地财产、金玉宝物、亭台楼阁等，他却对他的几个儿子说：“依我看，不论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也难免会有失去的一天，不会长久享用不尽的。那么我给你们留传下什么东西呢？”徐乾学指着满屋子的藏书笑着说：“所传者惟是也！”并当即给藏书楼定名叫“传是楼”。很显然，在徐乾学看来，田产财物、珍宝玉器等物质财富总有用尽之时，而书籍里的知识是永远也学不尽用不完的。
清末藏书家张金吾藏书楼有诒经堂一处，系取“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义；杨以增的藏书楼名叫“海源阁”。他把书籍比作海洋，“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然而，“观于海，久处其中，茫洋浩瀚不知所归，亦为学者之戒。学者应该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籍它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只要我们“涉海探源”，就一定会找到永不枯竭的知识之源的！
四、藏书主要是用来研读的
图书典籍作为知识的载体，重要的文化资源，历来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在我国古代悠久的藏书史上，众多的藏书家倾尽精力、财力投身于藏书事业，究其目的，多是为读而藏。
清代乾嘉间的黄丕烈正是这样一位集藏、读、校、刊之大成的杰出藏书家和学问家。黄丕烈酷嗜收藏图书，又颇爱读书、善读书，他不像有些藏书家那样，只以收藏为业，藏而不读，而是见到书，尤其是宋元善本，必悉心研读，详审精校。他每读一书、校一书、鉴定一书，必将心得、书之来龙去脉、版本及掌故等写成题跋，有些书甚至要写下四五篇题跋文字。他一生大约为800多种珍善典籍写下了千余篇题跋之作。
胡应麟，明代中后期著名藏书家、著名学者。在谈到藏书与读书的关系时，他主张做学问与多读书本非二途，应是相辅相成的。他把藏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把书籍布置得华丽精美但触手如新的，讥笑他们为好事之人；一种是书籍虽也翻看但只重表面内容不求甚解的，讽刺他们如同书中的蠹虫一般，贬之为鉴赏家。在他眼中，图书只能通过“使用”才能发挥它的价值，才有收藏的必要。“夫书聚而弗读，尤亡聚也”。
陈第，明后期著名藏书家，他收藏图书有一种很可贵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藏为用的思想。他收藏图书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读书治学。他曾说，古人藏书往往为的是留传子孙，而其子孙也未必是读书之人，故而留书是否有用就很难说了。的确如其所说，陈第藏书主要是为了研读。他读书十分认真，经常随手把读书心得和见解写在书上。凡读过之书，不论前人评价如何，他总是要写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对此，他曾说：“非敢袭前人成说以为己私珍也。”陈第于图书广藏博览，因而学问博深。他精熟于五经，对诗、易尤有研究。
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张金吾则更因将藏书与读书治学紧密结合，在传承典籍、施惠学林的藏书实践中体现出为用而藏、藏以致用的开明意识更为世人所瞩目。他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之学，犹弗读也。”“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乃历代藏书家之宗旨”。江藩也说：“夫欲读书，所以蓄书，蓄而不读，虽珍若骊珠，何异空谈龙肉哉！”这表明，先贤藏书之目的与宗旨全在读书，读书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
这些论述把藏书与读书的关系说得很透彻。所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读。
五、读书应善于思考，学以致用
叶盛，明中期著名藏书家。他不但是个非常爱书的人，也是个很会读书的人。他曾说：“一个人光是能读许多的书，而不能辨别书之好坏，读后并无收获，不知道书里哪些地方说的是对的，可以照着去做，也不知道哪些地方说的是不对的，不应仿效，这不是会读书的人；读书之后，虽有收获，但不能去实践，不能见之于行动，这也不算是真正会读书。”；谢肇淛曾批评三种藏书人，其中有一种他认为是藏书家中较多的，即所谓“博学多识”“记诵如流”，但“难以自运”“寸觚莫展”，只会死读书而不能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并且他还说，这种毛病是一般人很难克服得了的。
祁承作有《读书训》一篇，其中较详细地阐明了他的读书观点，他说，读书要专心致志，深入理解内容实质；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要学以致用，认真实践等等，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今人借鉴的！
在谈到读书应学以致用方面，徐乾学也说：“为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然后力行以求至。”就是说，要学到东西，必须心领神会其理，然后身体力行，才能真正学到手。《万卷精华楼藏书记》是耿文光一辈子读书的结晶，其中多有指导读书之语。谈到读书应善于思考时，他说：“太凡读书不能不疑。读书而无疑，是盖于心无所得故也。无所得则无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读书之大患也。善读书者，必极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则思深，思之深，则必有疑。困其疑而极心思，则其有得也。”何等精辟的论述！（邓根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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