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夫之《论梁元帝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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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元帝读书
作者：【清】王夫之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1]、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2]之区区者乎？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日，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3]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4]，好行小慧之不知[5]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6]，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7]？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8]，又奚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9]，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10]，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11]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12]之于《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13]，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14]，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15]，而史尤勿论已。读汉高之诛韩、彭而乱萌消[16]，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17]；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18]；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19]，则怠荒废事之陋成。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20]。”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注释：
[1]六博：古代博戏名。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投琼：即掷骰子。 [2]取青妃（pèi配）白：或云“妃青俪白”，比喻卖弄文字技巧。 [3]伦物：人伦物理。 [4]色取不疑之不仁：语本于《论语·颜渊》：“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意为表面上似乎爱好仁德，实际行为却不如此，可是自己竟以仁人自居而不加疑惑。见杨伯峻《论语译注》。 [5]好行小慧：《论语·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好行小慧，喜欢卖弄小聪明。不知：同“不智”。 [6]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梁书·元帝纪》：“（承圣三年）九月辛卯，世祖（即元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乙巳，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冬十月丙寅，魏军至于襄阳，萧詧率众会之。丁卯停讲，内外戒严。” [7]“黄潜善”句：黄潜善，宋高宗南渡时宰相。虏骑渡江而参圆悟，《宋史·黄潜善传》：“郓、濮相继陷没，宿、泗屡警，右丞许景衡以扈卫单弱，请帝避其锋，潜善以为不足虑，率同列听浮屠克勤说法。”浮屠，佛教徒。克勤，北宋末南宋初僧人，高宗建炎元年住持金山寺，适高宗于十月至扬州，入对，赐号圆悟禅师，绍兴五年逝世。见《五灯会元》卷十九《昭觉克勤禅师》条。 [8]“抑与”二句：萧宝卷，即南朝齐东昏侯，荒淫无度，梁兵围京城甚急，犹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是夜卧未熟，为部下所杀。陈叔宝，即陈后主。在位时盛修宫室，无时休止，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宠幸贵妃张丽华。隋兵临江，犹奏伎纵酒，作诗不辍。后与贵妃逃于井中，被俘。 [9]程子斥谢上蔡玩物丧志：程子，即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北宋理学家。谢上蔡，名良佐，字显道，上蔡（今属河南）人，程门弟子，学者称上蔡先生。《宋元学案》卷十四《明道学案下》：《程氏遗书》曰：“良佐昔录五经语作一册，伯淳见之，谓曰‘玩物丧志’。” [10]“梁元”句：梁元，梁元帝萧绎，嗜读书，藏书十四万卷。隋炀，即隋炀帝杨广。《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帝好读书著述。……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铨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馀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褾。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帝幸书室，户扉及厨扉皆自启。”陈后主：陈叔宝。魏徵称“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宋徽宗，赵佶，不仅工书善画，而且知乐能词。 [11]太子弘之读《春秋》：《新唐书·三宗诸子传》：“孝敬皇帝弘，显庆元年立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于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废卷曰：‘圣人垂训，何书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褒善以劝，贬恶以诫，故商臣之罪，虽千载犹不得灭。’弘曰：‘然所不忍闻，愿读他书。’”弘为高宗子，武后所生，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死，年二十四，谥为孝敬皇帝。 [12]穆姜：春秋时鲁宣公夫人，鲁成公之母。穆姜和叔孙侨如私通，想驱逐鲁国执政季文子、孟献子而占其家财，又想废掉成公而立其庶弟。成公死，子襄公立，将其迁于东宫。曾命卜史占卦，得《艮》之《随》，有出走之象，卜史劝其速出，可以免。但她认为“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后遂死于东宫。见《左传·襄公九年》。 [13]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七年）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十八年）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彊，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彊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刘）庄即是后来的汉明帝。所谓“《春秋》之义，立子以贵”，说见于《公羊传》。《公羊传·隐公元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鲁桓公）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汉光武将原皇太子刘彊降为藩王，而立刘庄为皇太子，以其母贵为皇后之故，即依循《公羊传》中“立子以贵”之义。大伦，《孟子·滕文公上》：“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又《论语·微子》：“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知“大伦”即是“人伦”。 [14]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汉书·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两个字的名），因使使者以讽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悦。”案《公羊传·定公六年》：“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地名，同“郓”）。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此为本文“讥二名”之所本。讥，谴责，非议。 [15]“王安石以国服”二句：《周礼·地官司徒·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馀。”国服，原为一地区所出产品之意。王安石用此经文推行青苗法。《宋史·王安石传》：“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苏辙《再论青苗状》所云“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实放债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饰其事”，即指此事。经且为蠹：言以上汉儒、王莽、王安石之妄用经义，犹如蠹鱼之蛀蚀经文。 [16]汉高：汉高祖刘邦。韩：韩信。彭：彭越。 [17]“读光武”二句：光武易太子而国本定，即汉光武帝废太子刘彊，另立刘庄为太子事，见注[13]。元良，《礼记·文王世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后因以元良为太子之代称。 [18]“读张良”二句：张良辟谷以全身事载《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辟谷，不食五谷；及行道引之术，古人以为可以长生。炉火，指道家烧丹炼汞之术。彼家，儒家指佛、道为彼家。 [19]丙吉之杀人而不问：《汉书·丙吉传》：“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 [20]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语见《论语·为政》。
赏析：
这篇文章选自王夫之的笔记《读通鉴论》。它针对梁元帝始则沉迷书籍，继则尽行焚烧，最后身死国灭这一段有名的史实，进行了深邃的反思，指出读书既不能“玩物丧志”，更不能不知鉴别导向错误，而要有“高明之量”和“斟酌之权”，以有益于身心和社会之用，表现了作者在读书问题上的卓识高见。
梁元帝即萧绎（508—554），字世诚，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公元552年即位于江陵（今属湖北）。据《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一》记载：他“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然。”喜为诗赋，风格轻靡绮艳。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围攻江陵，危在旦夕，他在晚上巡城时，“犹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城陷，“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遂降西魏。“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十二月为西魏所杀。对于梁元帝如此丧心病狂地焚毁古今图书，造成中华文化重大损失的罪恶行径，历史上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进行过严厉的谴责。
王夫之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再从谴责焚书方面立论，而是透过一层，从读书的根本方法方面落墨，对梁元帝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推求败亡之由，更为发人深思。全文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二段为第一层，着重说明读书沉迷于舍本逐末、只讲求文字技巧的“词章之学”，“搜索骈俪，攒集影迹，以夸博记”，是属于“玩物丧志”。作者先点出梁元帝焚书之事，由此引出“读书”问题，作为立论基础。接着针对“书何负于帝哉”的“非知读书者之言”，着重指出“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意思是说，梁元帝的败亡，不是读书本身造成的，但也和读书的错误方法大有关系。这样通过一波三折，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一篇眼目所在。以下，作者从梁元帝所写的作品进行分析，指出他在“君父（梁武帝）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的危急关头，仍然在书籍中沉迷不返，孜孜于寻章摘句，这和游戏贿博、沉湎酒色，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害己误国的严重性质。然后，从“岂徒元帝之不仁”开始，一笔推开，锋芒所向，直指“宋末胡元之世”那些只知道以所谓正道来解释格物的定义而不考虑这样解释用来做什么的“儒者”；指出他们“饱食终日”，只做些无益于身心、伦物和政教的“雕虫”之事，这种害人子弟、误人国家的行为，与梁元帝、隋炀帝、陈后主、宋徽宗等昏庸之辈的所作所为，也实在毫无二致。这就进一步对“宋末胡元之小儒”进行了严厉的抨击。第三、四段为第二层意思，在第一层论述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在读书中迷于所谓“良知”（指人的本能的善性，是明代王守仁根据孟子的性善论的观点而创立的一种学说），不知鉴别，其为害比专事“雕虫”者更甚。文章先从“良知”学派反对宋儒只重视书本写起，但殊不知把抽象的所谓“良知”描绘得煞有介事，使大家根据所谓“良知”来读书，不知辨别好坏，其危害就更大了。然后提出读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然而真正能从书中获得有益的知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恰当处理事务的人，却又极少。不仅如此，有些人还专门从书中寻找根据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作辩护，例如“汉儒”、王莽之流；或者径直照着错误去做，变本加厉，那就更是极端错误了。这种错误的读书方法，当然会带来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于是，作者进一步指出：“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这就从深层意义上，指出了不善读书的害处。第五段为第三层意思，总结全文，指出正确的读书方法，是要自己先立定志向，识虑明白，这样才能免于读书受害。文中先引出孔子的话，从正面提出见解，要“志定而学”。接着，从反面说明“无志而学”的恶果，“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而梁元帝的至死不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梁元帝的“自取灭亡”，是和“读书”大有关系的。最后警告“儒者之徒”，不要“效其卑陋”，语重心长，启人深思。
这篇文章虽然是谈论历史，却很有现实感和针对性。作者生当明、清易代之际。明末雕章琢句的琐屑的学习方法，以及王守仁“良知”学说盛行后造成的谈玄、空疏的学风，对于明代的灭亡，起了催化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作者是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明朝灭亡以后，他遁迹深山，痛定而思，借用历史事实来认真总结明朝灭亡的沉痛教训，其中折射出明清之际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反映出一位思想家的历史的沉思。作者以其深刻的见解，透过梁元帝读书而又焚书这件事，指出“玩物丧志”和不知鉴别的读书方法带来的严重恶果，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谓切中时弊。本文在富于哲理的思辨中，闪射着深沉睿智的光辉。
王夫之的文章，不仅以深刻的思想性见称，也以严密的逻辑和谨严的结构见长，篇法特别圆紧。本文围绕一篇眼目，以梁元帝读书这件历史事实为线索，通贯全篇，论述严密：开手交待出梁元帝读书这件史实，提出中心，紧接着就对他的“玩物丧志”的读书方法加以剖析；第二段推廓开去讲“宋末胡元之世”的“儒者”，似乎离题较远，但一句“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老子》……奚别哉”，又恰到好处地收拢回来；第三、四段进一步引申、生发，似乎与梁元帝无关，但段末点出“读书万卷，止以导迷”，又暗中与中心和线索紧扣；到最后一段，特别写道：“……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不仅紧扣线索，而且与篇首的意思遥相照应，全篇浑然一气，形成严密的整体。文章有放有收，放能放得开，收能收得紧；用笔曲折，穿插呼应，细针密线；层层递进，步步为营，以阐明其旨。从这些地方，可以见出作者在组织安排、行文布局方面的高度技巧。正由于此，进一步增强了文章深刻的思想性。
全文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文笔显得特别犀利。读了这篇文章，我们感觉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论述入木三分，充满着作者的主观感情。文章一开始，就以论难的方式提出论点，这就与一般的平铺直叙不同，十分警拔有力；以下二、三、四段，都以反问开始，中间不断地反问、感叹，往复辩难，并且使用了大量的对偶句和排比句，使得文势内生。特别是最后连用两个反问句作结，使激荡于文中的强烈感情，不禁奔涌而出，更增加了雄强的气势。全篇议论严正，气势宏大，激情充沛，具有撼动人心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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