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行走中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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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文许倬云先生以年近百岁之身，积数十年学术成果，为读者奉献了这部《经纬华夏》，使我们形象具体地感知到什么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许先生的历史叙事，可谓大气磅礴，纵横捭阖，上接千古，下通黎庶，发大心愿，启众人思，非止由中国看世界，亦由世界看中国也！在许先生笔下，中国文化超越了自身的国族身份而具有了以“天下格局”为特征的“普世性”。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亦有可以贡献于世界文化者。
那么，中国文化是如何成长壮大的？从许先生这部著作中我得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行走”。行走的文化，文化的行走，说到底，是承载着文化的人在行走，而历史上众多的考古遗址便成为文化行走的坐标和节点。许先生在本书的开篇就曾宣称，这是一部较为特别的中国文化史。特别在哪儿呢？我以为就在于他通过历年考古发掘所得成果，考察中国文化走过的艰难历程，揭示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和原因。
诚然，人的行走是人类历史的常态。没有完全土生土长的族群。一个族群的兴旺发达往往是长途跋涉的结果。而行走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族群、部落，从甲地迁移至乙地，有时是气候的变化，自然环境不再适宜生存；有时是食物短缺，资源匮乏，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有时是战争，战胜者的开拓，战败者的逃亡，或被驱离，都可能引起不同群体、不同规模的居住地的变迁。总之，很少有人群始终定居在某个地方，如果有，其结果也只能是从历史上消失，很难留下生命的痕迹。只有那些不断行走的人群，他们的生命信息才能在新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延续、融合、发展，建构出新的文化。由此可见，正是不断地行走，为文化的成长壮大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并赋予文化以生生不息的活力。
许先生将中国本土划分为三个核心区的设想是很有创意的。中原第一核心区、南方第二核心区、沿海第三核心区，三个核心区的形成和演化，则离不开其中各个族群相互间的迁徙和接触，碰撞和交融，正是他们共同的开拓和努力，构成了中国文化丰富、多样的内涵。这个内翰又不是凝固的、僵死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拓展，不断地吐故纳新、发展壮大。历史上我们谈到中国文化，所指更多是中原文化，所谓“华夷之辩”，就是以汉族为中心，也就是“汉族中心论”。自19世纪末西学传入中国，西方学者、也包括一些中国人在内，以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为理论依据，一直想把中国弄成某种本质的整体性。无论文化普遍主义，还是文化相对主义，都试图通过确证某种本质来说明文化的特征和特性，结果往往就排除和摒弃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其他构成因素，仍在“汉族中心论”的泥淖中翻滚。
许先生的“行走”理论，恰恰是要破解这种黑格尔式的“本质论”。行走中的文化都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而非静止的、封闭的系统，它在行走中呈现自己的差异，并不为了某种虚构的本质而放弃、遮蔽自己的差异。许先生所设想的三个核心区，就突破了中原固有的局限性，把历史上的“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为一个互动的关系网罗。这与孟子所谓“莅中原而抚四夷”是不同的，孟子所言，还是中原文化本位的观念，包含着一种上优下劣的权力格局。而许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则是“四夷”与中原之间的文化碰撞、沟通、交流与融合，我们今天所言中国文化，是有“四夷”贡献于其中的。如果简单地用某一特征概括中国文化，都有可能犯武断、片面的错误。比如说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那么，早在中国的传说时代，炎黄二帝的活动区域，即今东面的海河、坝上与西面的河套、陕北，都是草原牧人的活动带，与黄土平原适合农耕的地带彼此相邻。炎帝是种地的代表，而黄帝就是牧人的代表，他能驾车，驾驶马车进入中原，说明马被驯化与黄帝一族有关。炎黄大战，驾驶马车的获胜，马匹亦由此传入东方。许先生根据陕北神木的石峁遗址与河套的朱开沟遗址提供的古代气象材料，推测这一带四千年前曾有过气候突然变冷的情况发生，导致这里的居民或者被迫回到游牧生活，或者向南迁移。等到气候回暖，自然生态适合于农耕，才有族群回归农耕生活。可以说，这种游牧与农耕的交错之地，气候寒冷时，此地只能做牧地；气候温暖时，地下水充沛，则可当作农耕地。这就形成了农牧之间的“钟摆式”变动，而不同族群进出这一交错地带，则会发展出不同的内部结构和内外关系。西周的开国之君古公亶父，就承认他们在周原附近屡次“陷”于夷狄和“回”归农耕。这正可说明，中国文化不是单一的农耕文化可以概括的。
二
再看三星堆的情况。此地目前为网红时尚打卡地，是舆论的焦点和热点。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三星堆文化不是中国本土文化，而是外来文化。这种看法很有市场，也貌似很有依据。差异主要表现在出土的青铜器中，人物类的青铜面具、青铜头像和青铜人像，无论种类还是数量，所占比例都最多，不同于中原地区出土的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是以礼器和用器为主，其次是武器，其他种类很少，尤其不见青铜器贴金的现象。再有就是这些人像或者人面，大都高鼻深目，俨然白种人或阿拉伯人的体型特征。这似乎都可以拿来作为“三星堆西来说”的证据。但许先生发现，在三星堆之外，甘肃灵台白草坡遗址出土的玉人和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出土的象牙梳上的雕刻，都与三星堆人像有十分相近之处。由于西北不可能出海贝，而三星堆亦出现过象牙，他进一步推测，从甘青到西南和海南，有一条经常往来的贸易路线，今天称作南方丝绸之路者，它的存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而且数千年来始终未曾中断。而三星堆毋宁担任了这一路线上很重要的转运站。由此他推断，三星堆高鼻深目的人像来源，有可能就是对中国西北部各种戎人形象的夸张表达。
许先生关于三星堆的论述，只是南方第二核心区论述的一部分。他指出：“过去我们认为，后世整体中国的文化发展是基于中原的核心，但实际上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新的因素。在第一核心区以南，从四川盆地向东延伸，到遍布湖泊的长江中游地区，再到江浙的海滨平原，这一个由大江、湖泊、溪流、滨海串联的广大地区，有山有水，山环水绕，而以水为主，终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的第二个文化中心。”这种多中心流转发展、互补辅翼的格局，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三个核心区文化建构的想象。他表示，第一区生活在黄河下游三角洲的“祝融八姓”，也就是所谓“东夷”，曾沿着东海岸南下到大汶口和良渚，并在那里迸发出火花，最终给第二区和第三区带来相应的变化。其中之一即沿海的稻米文化发展为内陆湖泊与沼泽地区的水田农耕文化，像第二区的四川汶川就有稻米种植的遗迹；另一项就是蚕桑文化，昔日蜀锦，今日川绣，长期以来是有其独特传统的，而《华阳国志》记载的“蚕丛”古国，已然点明了蚕的存在，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也有丝绸包裹的痕迹，由此可以想见，“东夷”与第二区南蛮的合作终于开花结果。
中国文化的成长壮大既得益于内部各族群相互间的交流和融合，也离不开与外部各民族间的相互对峙、碰撞和冲突。许先生把这种关系称作“游牧-农耕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年，直到近代，才由东西方新的权力格局所取代。中国本土的北面，从东到西，乃是辽阔的大草原和戈壁沙漠。从那里成长起来的牧人群体，一波又一波，凭借着东方良马，不断向南（包括东南和西南）进入中原。最早是匈奴，然后是鲜卑、突厥，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或吸收、或融入中国文化，或在中国文化中留下自己的印迹。而唐朝是历史上与西方、北方胡人交流最多的时期。最初的唐朝皇帝忌惮突厥可汗的势力，一度还曾接受其封号。长安至西域的丝绸之路上，驼铃不绝，行走着多少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胡人，他们来中国寻求各种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多姿多彩的胡人文化，从衣食住行到音乐歌舞，最终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隋唐以后的“国乐”歌舞，乃至今日的饮食文化中，有多少浸染过胡风胡雨，谁能说得清呢？再有，魏晋以后至南北朝，中国思想界进入先秦之后又一个活跃期，又何尝不是自汉代以来行走的僧人翻越喜马拉雅山带来印度佛教刺激的结果？直到宋代，历经数百年，进而造成了儒学的复兴，并确立了理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我理解，许倬云先生的研究，他对“三个核心区”以及“游牧-农耕模式”的设想，其实是提供了一个了解、认识中国历史的结构框架，这些区域相叠相交，涵盖了中华文明从主流到边缘的广大区域，确实有助于扩展我们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认知。同时，他也一再提醒我们，宋明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固化为自满自足的格局，以“天朝上国”自居，四境之外均视为夷狄、番邦，而此“夷”已非彼“夷”。当近代西方文明袭来时，中国文化竟麻木到丧失了对外来文化的反应能力。
许先生指出这一点，中国文化在其成型时期，有能力消化、融合不同质的文化，为何在宋以后，尤其是在明清阶段，对外来文化的感应却显得如此迟钝和保守，从而形成了一种对外严拒固守的心态，以至于在西潮的轮番冲击下竟显得手足失措呢？我想，这正是专制皇权禁锢士人思想造成的恶果。转机恰恰就发生在清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方面是“夷”人携带着新事物、新思想大量涌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向国人介绍外面的世界，给中国文化的新生创造了新的机会。总之，走出去和走进来，开窗开门，空气流动，正是文化保持其新鲜活力最根本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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